们可以看看车辆的内部情况！”
姑娘的声音清脆，
“四个标准座位，后排座椅可以放倒装货。方向盘是全新设计，转向轻便。
仪表盘有速度表、油表和里程表——简单可靠，容易维修。”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伸手摸了摸座椅的布料后转向众人，
“我是勃兰登堡集体农庄的，我们庄上申请到了一辆卡车——就是这牌子，拉货的型号。
上个月收甜菜，一天跑三趟去柏林，以前用马车得两天。
车没坏过，油也便宜，我们村的会计同志说运输成本降了一半还多。”
“路也好走了！”
另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接话，
“我在劳动建设兵团干了八个月，修的就是柏林到波茨坦那段新公路。
你们去城外看看——双向四车道，全是沥青铺的，没有坑，没有马车挡道。
我们班长说，这路设计的就是给汽车跑的，将来要通到汉堡，通到慕尼黑……”
汉斯听着群众们的议论，他想起1918年的冬天。
那时战争刚结束，柏林街头没有汽车，他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工厂——工厂其实已经停产，他只是去排队领那点可怜的救济粮。
埃尔莎怀了孕却营养不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同志，我能试坐一下吗？”
一个声音把汉斯拉回现实。
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兴奋地摸着方向盘。
服务员姑娘笑着点头：
“可以的，但今天还不能试驾——得需要驾驶证才可以开车上路哦。”
“驾驶证是什么啊！”
“我听说了，”
铁路工人提高嗓门，
“交通部的新规定，满十八岁，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
埃尔莎忽然轻声说：
“汉斯，你还记得1919年春天吗？我们领到第一张劳动券，去换土豆和面粉。你跟我说：‘至少我们不用吃树皮了。’”
汉斯记得。
他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韦格纳主席建立的新政府刚刚稳住国内局势，粮食配给制虽然严格，但每个人都分到了活下去的口粮。
后来，劳动券变成了劳动马克，工资恢复了，商店里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
先是有了肉，有了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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