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费加罗报》被放在了韦格纳的办公桌上。
秘书诺依曼谨慎地指出了那篇题为《红色恐怖下的“人间地狱”》的社论。
韦格纳放下手中的工作，拿起报纸，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起初，他眉头微蹙，但很快，嘴角便浮现出一丝混合着嘲讽与了然的笑意。
韦格纳放下报纸，对坐在对面的总政委施密特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摇了摇头，带着一种调侃的语气说到：
“施密特同志，你们都看看吧。我们巴黎的这位‘老虎’总理和他的爪牙们，看来是真的急了。他们就像一群被踩了尾巴的猫，除了竖起毛、发出尖利的叫声，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韦格纳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继续说道：
“他们攻击我们经济凋敝，却看不见我们的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
他们污蔑我们政治压迫，恰恰是因为他们恐惧一个真正由多数人统治的、不再受银行家和地主奴役的社会。
他们哀叹我们摧毁传统道德，无非是惋惜那个他们可以肆意剥削、而民众只能逆来顺受的‘美好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切的指责，”
韦格纳总结道，
“都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恰恰说明我们做对了。
他们骂得越凶，越证明我们的革命触动了他们的根基，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在随后的几天里，韦格纳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亲自提笔撰写了一篇回应社论。
韦格纳没有选择与《费加罗报》在具体细节上纠缠，而是站在更高的哲学与历史维度，进行了一场犀利的反击。
这篇以他个人署名、题为《寄生虫的哀鸣与创造者的自豪——答法兰西的绅士老爷们》的文章，迅速在《红旗日报》头版全文刊发。
（以下为社论节选）
《寄生虫的哀鸣与创造者的自豪——答法兰西的绅士老爷们》
卡尔·韦格纳
近来，我们巴黎的一些邻居，一些习惯于躺在殖民地血汗和本国工人白骨上享受“文明”生活的绅士老爷们，对我们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嗡嗡声。
他们拿着镀金的放大镜，拼命想在我们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寻找“污点”，并试图用最恶毒的语言将其描绘成“人间地狱”。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先生们，你们找错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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