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长远战略看，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德国是无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我们宿敌法国内部点燃火焰，从根本上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同样符合德国长远的、根本的国家利益。
韦格纳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国家利益’实现手段。它比我们过去那种僵硬、被动、受制于君主私谊或陈旧盟约的外交，更具弹性和主动性。”
西克特默默地听着，他回想起韦格纳在某篇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中明确写道：
“要把我们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内心不得不承认，这种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策略，虽然彻底颠覆了传统外交的矜持与规范，但在当前德国近乎绝望的弱势地位下，或许是唯一能够破局、于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之道。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具专业性的思想激荡，在古德里安牵头组织的非正式“战术研究小组”中展开。
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曼施坦因、隆美尔以及其他几位对军事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军官。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而是开始主动地将韦格纳的军事论述，与他们所熟悉的克劳塞维茨、老毛奇，乃至史里芬的理论进行比较、印证和融合。
一次夜间讨论中，古德里安显得尤为激动，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热情：
“看这里！韦格纳主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形象地比喻‘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说的不正是我们一直在构想的装甲突击的核心吗？”
古德里安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个巨大的箭头，
“我们不需要在漫长的战线上与敌人逐个争夺堑壕，我们应该将有限的装甲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选择敌人战线的薄弱环节，深深嵌入其纵深，直捣其指挥中枢、后勤基地，瘫痪其整个作战体系，彻底歼灭其有生力量和战斗意志！”
隆美尔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补充道：
“而且韦格纳主席对于‘主动性’的强调，完美契合了装甲部队指挥官的需求。在高速突进的混乱战场上，等待上级命令是致命的。
他要求指挥员‘基于总的战略意图，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正好为我们设想的，赋予装甲分队指挥官在战术层面极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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