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寸土壤的习性。现在，一群柏林的官僚和所谓的‘工作队’，要把我们的土地并给那些从前只会种自己一小块地的雇农，用统一的、僵化的方式去管理？
这不仅是抢劫，更是对农业知识和传统的践踏！我敢打赌，最初几年的混乱和减产绝对不可避免！”
“梅克伦堡少校，你说得对，混乱可能不可避免。”
隆美尔双手抱胸，开口了，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报纸上那张合作社社员列队出发劳动的照片上。
“但是，请看看他们的组织。像军队一样编组，统一指挥，任务明确。如果这种组织度能够保持，并且配以合理的激励——比如报道里提到的‘劳动工分’制度，那么它有可能克服个体农民的散漫，形成一股强大的生产力量。
在战场上，纪律严明的营往往能战胜一群各自为战的勇士。农业生产，或许也是同理。关键在于执行者的能力和决心。”
“而且，”
西克特再次开口，他综合了各方的观点，
“我们不能只从我们熟悉的旧世界视角去看问题。旧的土地制度，确实在战争后期无法有效动员粮食资源，加剧了城市的饥荒和动荡。韦格纳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去，是稳住政权。
他们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用集体化来确保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控制和分配。这很残酷，但……从国家生存的角度看，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绝望环境下的选择。”
西克特顿了顿，环视众人：
“我们在讨论的，不仅仅是一项农业政策。我们是在试图理解一种全新的国家运作逻辑。
它是否高效，能否持久，时间会给出答案。但无论如何，否认它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展现出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无疑是愚蠢的。”
一群人争论不休，谁也没能说服谁，只能不欢而散，阅览室里陷入了沉默。
正方、反方、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务实评估，都已经被摆上了台面。这场讨论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根本立场，但它迫使这些前军官们，不得不超越简单的愤怒或鄙视，去更深入地思考这个红色政权的内在逻辑和潜在能量。
而关于韦格纳本人的争论，在一次关于新颁布的《劳动法》和工人权益保障条例的讨论后，变得更加深入和激烈。
军官们自发形成的讨论圈子里，观点交锋尤为尖锐。
“我仔细研究过韦格纳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
曼施坦因首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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