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一样敲击着他的内心。
让诺想起了战俘营里按劳取酬的规矩，想起了和德国士兵一起修缮营房时听到的关于土地改革和工厂委员会的故事，这些都和弗里茨的话相互印证。
这时，战俘营的政治委员，那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格哈特同志，也缓步走了过来。
格哈特似乎看出了让诺内心的波澜。
“杜邦同志，”
格哈特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理性，
“明天你就要回到法国。
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可能会和你在国内被灌输的截然不同。
他们会说我们是‘野蛮人’，是‘赤匪’。”
格哈特顿了顿，镜片后的目光真诚的对让诺说道：
“但我们希望你，以及所有像你一样在这里生活过的法国兄弟，能成为活的见证。
用你们的眼睛去看，用你们的头脑去思考。
巴黎那些操纵国家命运的资本家，和柏林以前那些容克地主、军火大王，本质上是一类人——他们靠我们的血汗和生命发财。
而莱茵河两岸的工人、农民，我们才是真正的兄弟。”
格哈特拍了拍让诺的肩膀：
“我们送你回去，希望你能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的种子，带回到你的祖国，带回到法国的工人兄弟中间去。
反抗压迫的斗争没有国界。
法国的资本家政府害怕我们，不是害怕德国的军队，而是害怕我们代表的这种思想——害怕他们的工人也会觉醒，也会要求像人一样地生活和劳动。”
让诺听着两人的话，只感觉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福格尔朴素的阶级情感和格哈特清晰的政治分析，共同在让诺的心中描绘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
第二天清晨，交换战俘的行动在莱茵河上那座临时木桥进行。
两边的气氛冰冷而程序化。
法军军官用挑剔、冷漠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归来的士兵，仿佛在清点受损的货物。
当让诺踏上木桥，走向西岸时，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福格尔和格哈特站在东岸的人群中，平静地注视着他。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
“记住你所看到的。
记住你所理解的。
道路漫长，同志珍重。”
踏上西岸的土地，熟悉的法语口令和军官傲慢的腔调瞬间将他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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