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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到那个联络员以为她不认字，在一旁小声地提醒：“就这四个字，俺问了，没别的了。”
苏-晚的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
字迹不是谢长峥的，是电报房里某个抄写员的。
但这内容，只可能来自一个人。
“枪擦干净”。
这不是命令。
不是嘱咐。
甚至算不上关心。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才能听得懂的密语。
在那个大别山南麓的夜晚，他就是这样，一声不吭地接过她的枪，用缴获来的日军枪油，把每一个零件都擦拭得光可鉴人。
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只有另一层意思：
我还活着。
你也要活着。
苏晚慢慢地，把那张小纸条，极其仔细地对折，再对折。然后，她把它放进了自己左胸的口袋里。
口袋里，越来越满了。
那枚从台儿庄捡回来的九九式变形弹头，那截刻着“再见，猎手”的弹壳，那张苏蕙兰站在银杏树下的泛黄照片，那页被剜去了寄养地的名册残页，那封写给“清一”的未尽之信，那张印着2024年蓝色编码的电报纸，那块刻着“K-17”的金属标片，那块被磨平了所有棱角的“武运长久”碎镜片，那根被汗水浸软的松枝，那截缠绕了他两年多的线头。
现在，又多了一张写着四个字的纸条。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其实不到二两重。
但苏晚觉得，它们好像已经和她的肋骨，严丝合缝地长在了一起。
天快亮的时候，苏晚站了起来。
她把那把冰凉的毛瑟步枪横放在膝上，熟练地拆开了枪栓，取出了那根已经有些磨损的击针簧。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已经洗得发灰的绒布，把每一个拆下来的金属零件，都擦拭了一遍。
擦得很慢，很仔细。
和谢长峥那晚替她擦枪的时候，那种小心翼翼的、仿佛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的仔细，一模一样。
枪，擦干净了。
苏晚把步枪重新组装好，右手拉动枪栓，听着那一声熟悉的、代表着一切正常的金属咬合的清脆声响。
然后，她背起枪，走出了破庙的廊檐。
身后，天边那道压抑了一整夜的铅灰色细线，开始泛起一丝极淡的、带着温度的红色。
新的一天。
他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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