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宋军兵威、纷纷归附，实则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族群矛盾错综复杂，一旦宋军主力驻守日久、粮草不继、兵力单薄，便伺机反叛、劫掠围城，各地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动乱此起彼伏，新复之地始终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河湟地处西陲极边、路途险远、山川阻隔，远离北宋内地补给枢纽。大军深入敌境千里，粮草转运艰难、后方供应不继、兵员损耗难以补充，长期驻屯重兵成本极高、压力巨大。宋军陷入“日日平叛、年年维稳、久驻疲弊”的战争泥潭，军事占领易、长久治理难。
就在河湟战局相持、维稳压力剧增之际，北宋朝堂再度迎来惊天变局。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赵煦骤然崩逝，朝堂政局彻底翻转，新党绍述开边国策遭遇清算，旧党保守思潮再度回潮。新即位的君主与中枢执政，一改拓边进取国策，厌弃西陲久战、疲耗国力，决意收缩边备、息兵安民。
朝廷最终下诏，废弃鄯州、湟州二镇，将河湟之地归还吐蕃部族，历时近十月、百战收复的西陲疆土，再度拱手放弃，轰轰烈烈的元符河湟之役，最终以战胜而弃地的结局仓促落幕。
此战虽最终弃地，但依然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宋军短暂收复河湟，彻底打断了西夏与吐蕃的军事联结，粉碎了夏蕃合势扰边的百年隐患，极大拓展了北宋西陲战略纵深，震慑了西北异族势力，也为后续崇宁年间王厚彻底平定河湟、建制陇右都护府、永久收复青唐全境奠定了军事、地缘与部族招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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