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维护保全，反对朝堂极端清算之风。元祐四年（1089年），朔党集团执意要重贬已遭外放的蔡确，范纯仁以朝政宽厚为本，坚决反对过度株连、赶尽杀绝，因此遭到朔党全员围攻弹劾，最终不敌朝堂朋*党势力，被罢去相位。
元祐六年（1091年），朔党核心首领刘挚升任右相，朔党势力达到顶峰。但党争反噬从未停歇，同年，政敌援引流言，弹劾刘挚暗中交结新党蔡确、章惇，私结朋*党、心怀异心，刘挚随即遭弹劾罢相，朔党内部也自此出现分裂动荡。
高太后八年垂帘听政期间，旧党彻底把持中枢、垄断朝政，对新党势力的打压清算从未间断、愈演愈烈。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激进派，为彻底根除变法派势力，常年刻意搜罗章惇、蔡确等人的日常言行、私人诗文，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肆意曲解罗织罪名，大兴文字之狱，其中最惨烈、影响最恶劣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规模最大、波及最广、手段最酷烈的朋*党文字狱。旧党充分利用高太后厌恶新党、忌惮权臣的心态，将蔡确贬谪途中所作的闲适小诗强行曲解为讥讽朝政、怨谤太后、蔑视先帝，对新党展开斩草除根式的全面清算。最终，蔡确彻底被逐出朝堂，又遭地方官员吴处厚挟私报复、刻意构陷，一路远贬新州安置，终老贬所、不得北还。
为固化朋*党正邪之分、掌控朝堂舆论，旧党刻意树立政治标杆，将司马光、范纯仁、韩维三人尊为“元祐三贤”，标榜为中正贤臣、社稷忠臣；同时将蔡确、章惇、韩缜斥为“熙丰三奸”，定为祸乱朝政的佞臣。他们公然将王安石、蔡确麾下所有新党亲信的姓名、籍贯、官职整理成册，张榜公示于朝堂内外，列为“奸党名单”，以此警示朝野、震慑百官。
与此同时，旧党开启二次大规模贬谪浪潮，对元祐初年尚未彻底清算的新党重臣章惇、韩缜、李清臣、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流放，又将朝中残存的新党官员李德刍、吴安诗、蒲宗孟等尽数罢黜降官，朝堂之中变法派势力几乎被清扫一空。
后世史学家、思想家对元祐更化的极端党争与复古弊政，多有尖锐批判。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曾精准概括元祐朝政的偏执乱象：朝堂用人行政、法令更张，全然以“熙丰新旧”为唯一标尺，进一人，必是神宗朝所罢退之人；退一人，必是神宗朝所擢升之人；行一法，必是神宗朝所革除之旧制；废一法，必是神宗朝所推行之新规。一切施政不讲利弊、不问民生、不论得失，唯以反对熙丰变法为唯一准则。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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