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赵恒再度携“天书”远行西巡，远赴汾阴祭祀后土之神，极尽虔敬、大肆铺张。祀典完毕后，为彰显祀地功绩、纪念祥瑞，特将汾阴所在地宝鼎县升格为庆成军，破格抬升地方规制、以示尊崇。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赵恒为进一步神化赵氏皇权、构建自家天命道统，再度编造惊天神迹，宣称赵氏始祖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皇宫延恩殿，亲授福泽、庇佑赵宋。凭空杜撰出一位赵氏道教先祖，将赵家皇权与天道仙祖绑定，神化自身统治合法性。同年，为彰显文治圣功、笼络天下儒士，真宗下诏加封孔子谥号，由旧谥升格为至圣文宣王，尊崇儒道、粉饰治世。
闹剧并未就此终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赵恒又率百官远赴亳州，亲谒太清宫，隆重祭祀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下诏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极力推崇道教、抬高道统地位，将举国崇道、虚妄祭祀推向顶峰。
伴随连年封禅祀典、举国崇道，真宗一朝大肆兴建宫观、广兴道宇。京师皇城、天下州县争相修建官方道观祠宇，朝廷专门设置配套官职，派遣官吏专职管理各地宫观、主持祭祀香火。同时创设宋代独有的宫观官体系，形成全新的官僚虚衔序列：此类官职多为荣誉性闲职、虚衔，任职官员无需赴任理事、无需履职治事，只挂虚名、坐领厚禄、安享俸禄优待。
自此，宫观官成为宋代官僚体系中特殊的冗余群体，既体现出赵宋朝廷深度依附道教、以道辅政的政治特征，更直接加剧了北宋立国以来冗官、冗费的积弊，官僚队伍愈发臃肿臃肿，朝廷财政负担持续加重，为北宋中后期的吏治腐败、财政困局埋下深重隐患。
持续数年的天书封禅、崇道祀神、虚饰太平，对宋真宗一朝的朝政格局、国库财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消耗国力无数、虚耗民脂民膏。历次大典、宫观营造，耗资数额骇人听闻：单单东封泰山一场大典，便耗费国库八百余万贯巨资；其后西祀汾阴的开销，更在泰山封禅基础上再增二十万贯，尚且不包含亳州谒拜太清官的沿途耗费、礼制开支。
至于大规模皇家道观营造，奢靡浪费更是触目惊心。京师玉清昭应宫专为供奉天书、道祖而建，规制宏大、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仅宫内三座神像的镀金塑像，便耗用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整座宫殿两千六百一十间殿宇楼阁的整体耗资，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量。若再叠加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及全国各州府兴建的无数官办宫观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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