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虚、民生困顿，根本无力再战，当务之急是整顿军政、裁汰冗兵、安抚百姓、深耕内政、固本培元，而非穷兵黩武、追求边功。诸多奏疏细致描绘了连年战火之下河北大地的残破景象：田地荒芜、村落废墟、流民遍野、白骨露野，百姓饱受兵戈之苦，恳请朝廷息兵安民、绥靖黎庶。
其中王禹偁言辞最为尖锐犀利，直接直指太宗执政过失。他直言河北边民早已不堪战乱重负，非但不支持朝廷北伐，反而将辽军反攻、边境浩劫的罪责归于帝王穷兵黩武。他更是激烈批评赵炅“轻用雄帅，深入敌境”，是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一针见血点破帝王好大喜功、急于建功的弊病。
至此，反战主和、固守息兵彻底成为北宋朝野绝对主流的舆论与政治共识。
国策辩论同年，宋辽再战，徐河之战打响。宋将李继隆、尹继伦密切配合、夜袭辽营，大破辽国第一名将耶律休哥所部，重创辽军精锐，斩杀众多辽兵、缴获无数军械。此战之后，辽军精锐受损、锐气大挫，数年之内不敢大举南下入寇，北方边境迎来短暂的安宁休整期。
虽已接纳守御国策、朝野主和声浪滔天，但赵炅内心仍未彻底放下北伐执念、帝王颜面。淳化元年（990年）十月，面对辽朝持续小股入寇、边境不宁的局面，赵炅当众放言：“若将来北虏入寇，朕当亲讨。”依旧表露御驾亲征、再伐辽朝的强硬姿态。最终在大将李继隆恳切劝谏、剖析利弊、力陈再战之弊后，赵炅方才冷静下来，彻底打消亲征北伐的念头。
历经数年的战局沉淀、朝野劝谏、民生反思，赵炅终于彻底认清现实、幡然醒悟。淳化四年（993年），赵炅公开自省过往国策失误，坦然承认早年执意北伐、屡启战端，皆是自己年少气锐、好大喜功所致的过失，正式确立“四夷当置之度外”的治国理念，彻底放弃开边拓土、收复幽云的执念，将治国重心完全转向内部安定、民生休养。
淳化五年（994年），赵炅彻底放下帝王身段，两次派遣私使远赴辽廷，主动寻求停战议和、重归睦邻邦交。此番求和之举仅见于《辽史》记载，宋代官方史料无一字记录，可见太宗已然自知国策失误、羞于载史，只求悄然止战。但辽朝凭借连年战胜的绝对优势，轻视宋廷、拒绝议和，宋辽和平契机彻底破灭，边境对峙依旧持续。
至道元年（995年），宋辽边境再度爆发两场关键守御之战，宋军延续守御国策、接连取胜。府州之战中，宋将折御卿率蕃汉守军坚壁拒敌、奋勇死战，成功抵御辽将韩德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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