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各种苛捐杂税、杂项摊派，肆意盘剥百姓。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李嗣源登基之初，颁布的第一批新政诏书，便聚焦民生减负：正式下诏全面免征粮食损耗税，统一规范全国税收名目，明文禁止各级官吏滥征捐税、私自摊派。同时严令全国各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等地方军政长官，不得私自向百姓科敛钱粮、摊派徭役，不得刁难、阻挠商旅通行，保障民间商贸流通与百姓生计。
对于前朝积欠赋税，李嗣源以宽政安民、休养生息为核心，大规模减免积欠。同光末年，朝政混乱、连年战乱、天灾频发，全国各道州府民生困顿、税源枯竭，累计拖欠朝廷租税高达二百余万贯，百姓无力补缴、官府无从征收，成为沉重的民生枷锁。天成二年（927年），李嗣源采纳枢密使安重诲的奏请，下旨全面赦免天下积欠赋税，将诸道州府拖欠的同光三年全部租税，以及天成元年（即同光四年）未缴完的夏税，尽数放免、一笔勾销，彻底卸下百姓数十年的赋税重担，极大安抚了民心。
为盘活民间经济、宽松民生业态，李嗣源开放国家专营禁令、让利百姓。五代之初沿袭晚唐制度，推行严格的曲禁、铁禁，酒曲酿造、铁器铸造全部归国家专营垄断，民间百姓不得私自制作、铸造，百姓酿酒、打造农具杂物必须高价向官府购买，官府借此垄断牟利、压榨民间利润，严重制约民间手工业、民生经济发展。李嗣源体察民生疾苦、洞悉行业弊端，逐步放开专营管控：天成三年（928年）率先解除酒曲禁令，允许民间百姓自行制曲酿酒；长兴二年（931年）再解铁禁，准许民间自由铸造铁质农具、日用杂器。朝廷仅收取极低的行业赋税，初始每亩征收酒曲税五文，后体恤民生再度降至三文，农具税每亩仅征一文五分，极大释放了民间经济活力，让百姓得以自主经营、增收致富。
针对民间高利贷盘剥、贫民负债破产的社会乱象，李嗣源专门出台律法予以限制规范。五代乱世，民间高利贷横行，豪强富户放债取利、层层盘剥，贫民一旦借贷，便深陷利滚利的债务深渊，往往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民生惨剧频发。李嗣源颁布明文法令，划定民间借贷利率红线：债主收取利息，累计数额达到本金全额时，必须停止计息，仅可收回原本本金，不得继续复利盘剥；若利息累计数额已经达到本金两倍，本利全部作废，债主不得再追索分毫。这一法令有效遏制了高利贷恶性盘剥，保护了底层贫民的基本生存权益，极大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军政整治、根除骄兵藩患方面，李嗣源手段铁血、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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