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失败后竺超民送王爷出城跑路,但王爷养尊处优不能跑,竺超民过了一夜,这才收王爷入狱,向朝廷投降。后来朝廷议罪,竺超民谋逆当死,尚书令争之:
“贼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
意思就是刘义宣当时一个人轻松就能抓。如果竺超民是反复贪利的小人,直接把刘义宣抓了邀赏多好!没必要放他跑路。
注意,此时刘义宣是无可争议的叛臣,为天子擒叛献忠,本合大义,但朝堂上言,仍称之“不义之赏”,可见当时观念。
所以王扬可以反正,可以立功,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样,在仁至义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抓小巴,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否则就是不义。
而与不义相对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义,实则暗藏祸患。
一则北朝强悍,不谋定后动,孤军轻出,胜负难料。
二则北伐是全局之事,朝廷大政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擅自动兵,即便胜了也可能大难临头,一个“擅启边衅”的罪名就够所有人喝一壶的了。这既不符合王扬心中的北伐方略,也不合朝廷目前与北朝通使交聘、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打仗打出祸事的例子,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够老道,而是政治上失于幼稚。
三则人情畏难喜易,避险求安。众将因荆州丢失,本就震骇疑惧,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命他们穿过边州,越境入北,与胡马争死,十个里得有九个发怵。
但要说回家镇蛮子——
并且还有三大部蛮兵相助!(感谢王军司!!!)
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而除了王扬的方案选得直贯人心之外,王扬的身份声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换成李敬轩,他说能保大家官职性命,说能和三大部谈好,那屁用不当。
薛绍说这话好歹能比李敬轩强点,但也强不到哪去。
可王扬不一样。
凭他的人才门第,凭他在荆州的分量,凭他和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和王揖的关系,他说这些哪一样是全然没谱的?他说能保,还真就可能能保!
全军上下,能和朝廷说得上话的,除了他琅琊王氏,还能有谁?
更不用说王扬一路带兵积攒的威信!琅琊公子本事高,白衣坐在船头梢!别说巴东王太远,不方便问方略。就算问了,又能给出什么方略来?
今琅琊公子在此,岂有舍高就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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