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节既然是酷暑；但渐近故乡时，天气却凉爽了。山风灌进火车厢里，呜呜的响。从车窗向外一望，碧蓝如洗的天穹底下，远近横着几个孤寂的山村，蜷缩在巨大的山影里，仿佛被时代遗忘。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难道就是我记忆中那个充满生趣的故乡？
……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然不是这般模样。我的故乡要好得多，充满了活力。但要我具体指出它的美丽和好处，却又没有清晰的画面，没有合适的词句了。
仿佛眼前所见便是全部。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或许本就该是这副样子——虽然谈不上进步，但也未必如我此刻所感到的那样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境变了而已。
因为我这次回来，心底还压着许多事。】
莱昂纳尔并没有将时代局限于眼前和自己，而是放眼整个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法国乡村社会——尤其像蒙铁尔这样的边缘乡村——的巨变。
毕竟他写的是，而不是纪实性质的散文。
《拿破仑法典》下的土地继承制，让自耕农的田地像被打碎的瓷器一样越分越细碎，新一代农民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
普法战争后，为了偿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法国政府又向农业课以重税，许多人就此破产，或者背上了债务。
沉重的赋税与高利贷的盘剥，就像两条绞索套在当时法国农民脖子上，令他们无法呼吸。
1870年那时候铁路还不够发达，通往市场的道路崎岖而漫长，优质的农产品和木材往往换不回应有的价值。
而教会，虽然提供了一些教育和救济，但也在阻碍着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入，将人们禁锢在传统和贫困之中。
这一切，都和40年后近乎整体破产的中国东南乡村社会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
这也是莱昂纳尔有冲动写下《故乡》的缘故，而不仅仅是伦图的一声“少爷”。
写着写着，“闰土”就该登场了——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幅奇异而鲜活的画面来：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山坡上的梯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铜质圣母像，手里紧握着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子尽力地刺去。那獾子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时候，家门传来一阵喧闹，有客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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