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案卷。最上面是一份手写的审讯笔录，纸张很薄，背面都能看到正面的字迹透过来。审讯人是陈国良，被审讯人是刘文昌。日期是二十二年前的十一月七日，审讯地点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三审讯室。
刘文昌的供词记了整整十七页。陆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从晚上九点一直翻到凌晨三点。刘文昌详细供述了图纸失窃的经过、买家的联系方式、交易的地点和方式。供词条理清晰，细节充分，每一个环节都能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最后一页的底部，有一行陈国良手写的备注——“刘供述态度良好，主动交代多起未掌握的线索。建议从宽处理。”
这份审讯笔录没有任何问题。陈国良的审讯程序完全合规，没有刑讯逼供的痕迹，没有诱供的嫌疑。陆峥翻遍了整份笔录，连一处记录不规范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但正是这种“完美”让他的警觉升到了最高——对方要陷害一个执法程序完美无缺的刑警队长，不能用程序漏洞来攻击他，只能用别的途径。比如制造铁证。比如那五十万。
他放下审讯笔录，拿起财物扣押清单。这份清单比审讯笔录厚得多，足有上百页，记录了“惊蛰”案前后扣押的所有物证——图纸、账本、现金、房产证、车辆登记证。他翻到现金扣押的部分，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里找到了那个数字：五十万元整。扣押地点是江城市城郊槐树乡陈国良父亲故居柴房。扣押日期是审讯刘文昌后的第五天。办案人是市局纪委两名干部，签字完整，日期清晰，流程无懈可击。
但陆峥注意到一个细节——扣押日期和审讯刘文昌的日期之间，隔了五天。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刘文昌在审讯室里的供词没有任何涉及陈国良的内容，为什么五天之后纪委突然跑去搜陈国良父亲的旧宅？是谁提供的线索？纪委不可能凭空知道一个老刑警的父亲二十年前住过的老宅子里藏着现金。
他继续往下翻。在物证照片的附页里，他找到了一张五十万现金的封存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像素不高，但能看清那些捆扎整齐的钞票堆在蛇皮袋里，每一捆都用牛皮纸包裹着。陆峥把照片举到日光灯下仔细看，忽然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钞票的捆扎方式是银行专用的十字捆扎法，扎钞纸是原色牛皮纸，上面盖着红色的银行经办人名章。名章上的字迹虽然模糊，但隐约能辨认出一个“高”字。
高。江城商会当时登记在册的银行往来账户，全部集中在江城商业银行中山路支行。而中山路支行的行长，根据老鬼后来调查到的资料，正是高天阳的堂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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